我所謂翻譯的一般目的，其所以「表示」與「表示」者應當分別是自然通暢的語文和較（最）符合的表現方式，[4] 也就是具有相當品質的譯文。譯文的「品質」取決於「產品」目標的設定，[5] 與達成目標可支配的資源。因此，翻譯總的來說不追求難以捉摸定義的浪漫「完美」，而是在可能的條件下求有再求好、求改善。
回來檢視這「無人稱的…」 是怎麼一回事。原文寫著，
[...] ist das Geld zu einem anonymen [...] Medium der gesellschaftlichen Integration geworden.[6]對上「anonym」這個字。我既以為這是個「蟲」，就要提出更好的建議，以替代這個失格的詞眼。的確，「無人稱的」進一步思考，確可謂「匿名的」，然而單就「匿名的」則如「匿名信」，或者指向「黑函」之不具名，「無人稱的」一詞倒是譯者就「匿名的」這樣一個字典詞條所演化來，經過思慮的表示。可惜在段落上犯了因小失大的毛病。
我以為，從以上的理由，譯者固執於原文詞面，務求明白傳實，卻犧牲可讀性，同時挑戰華語文的向來的性格。這是由於西歐語文凸出的分析性格沒有適當地漢化，譯文裡保留這種分析性格特具的稜角（這也包括上述的形容詞（副詞）堆疊句型結構），使得讀者難以以華語文的慣性掌握單位—整句所表示的內涵—意旨。換句話說，相對於西歐語文的詞物關係，以華語文的性格論不見得能夠，也沒有必要講求文法單位的對應（「calque」[7])。
譯者採取從屬於原文的策略，使單詞「anonym」受到破碎的翻譯處理，孤立句中名詞（所謂「名詞片語」），致使有「貨幣…無人稱的…媒介」，乃過度強調單一個形容詞，除了數量上的差別（四對一）[8]，筆者還以為這樣的「無人稱的」翻譯因受到不適格地放大，本身也難稱確能達意。
又「科層國家」一詞，於同段有「科層制國家機構」（die bürokratische Staatsanstalt），這個詞也許倒過來，「國家科層」會比較適當。這個字在臺灣習慣譯成「官僚體制」或「官僚系統」（外文不見得要帶「System」這個詞眼）、「凌駕於」也不甚切合，或者是賦予這個詞過多的「重量」了。原文的確像是寫著「在每個人的頭頂上」，意指不過「一概的（地）」，再綜合所修飾的「wirksam」，「（共同貨幣…於是）通用的」；共同市場既引進單一貨幣制度，則原本成員國內各自發行的通貨都由單一貨幣取代，也就是「共通的媒介」之意。形容詞「anonym」雖表示「重重通貨障礙不再」，此處並無必要特意凸出。單以通暢的語言（在這個例子中當然是華語文）直陳並不使得譯文不忠實。
無怪乎翻譯書之難讀。筆者以為，若譯文起不到幫助傳播（本身就是個訊息體，只是概念上譯文起的是一個媒介的功能），{9] 則要稱作「失敗的」。這樣的評價也許不能作為對於翻譯作品絕對的評價，部分與整體可以分別論斷，即譯文使用者必須容忍部份誤譯、錯譯，不因以否定整個譯文。
成書發行並非易事，譯文也不是東說一句西添一筆就造（或者：「吵」）出來的。對於譯文表現儘管不甚滿意，總可以寄望未來的華文譯者能在對現狀的批判基礎上尋找更明瞭的表示法吧。[10] 《事實與格式》是一本既深且廣的硬書（陶侃一下：a hard-work），出版此本已屬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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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公民身份和民族認同（一九九〇年）〉，於同作者（2003）：事實與格式。童世駿（譯）。初版。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頁501。
[2] "Ein über die Köpfe der Beteiligten hinweg wirksames Medium der gesellschaftlichen Integration", Habermas, Jürgen (1994): Faktizität und Geltung: Beiträge zur Diskurstheorie des Rechts und des demokratischen Rechtsstaats. 4, Aufl. Frankfurt a.M.: Suhrkamp, S. 643.
[3] 此為個人意見，筆者以為未真正漢化，冗長彆扭尤多見於中國學術圈習於西化風格的翻譯，或是採類似風格的著述。
[4] 翻譯的過程可以想見為變動不居的決策過程，直至最終產品或者稱「解決方案」在管理意義上務實地完成。此說參見 Wilss, Wolfram （2005）: Übersetzen als Sonderform des Risikomanagements，於 Meta，第 50 期，第 2 卷， 頁 656-664，尤如
Hat sich ein Übersetzer in einer komplexen Situation für eine seines Erachtens erfolgversprechende Übersetzungsprozedur entschieden, setzt er in der Regel nicht nur einen Entscheidungsprozess, sondern eine Kette von wechselseitig abhängigen Entscheidungsprozessen in Gang. （頁 662）[5] 目的學派（Skopos-School）以為翻譯活動並不盡然受限於「被」翻譯材料原始的目的設定，例如來源語言（Source Language, SL）的受話者（addressé(e)s）社會特徵與原文撰寫時設定的溝通目的等；更可能地，主持翻譯者有不同的目的設定，將原文做了語言差別以外的置換—如譯文將來的用途，或者改變說服的目標群—，從而使得譯文最終產出時具有更不同的樣貌。
[6] 出處同註 [2]。
[7] 儘管 Jean-Paul Vinay 與 Jean Darbelnet 等學者在約六零年代開始明顯關注英語（文）和法語（文）之間語法比較（Stylistique comparée）和翻譯的課題， 語文的性格在華語文和西歐語文（例如德文）之間的對照亦無從否認起。最要緊處在於華語文和西歐語文之間較諸 Vinay/Darbelnet 研究的語文組不存在書寫符號的相似性，在這一方面即無可逕直比較。有關語法比較的專文如 Collombat, Isabelle （2005）: La Stylistique comparée du français et de l’anglais: la théorie au service de la pratique，於 Meta，第 48 期，第 3 卷， 頁 421-428。
[8] 從語文的角度談字詞的數量比本來無甚意義，但在出版產業裡則不然。譯稿經常是論字數算報酬的。
[9] 這裡所談的「媒介」是就翻譯所涉及語文的差異而言，實務上有很多可「扭曲」信息的因素。本文但概略地談原則，不考慮特稱的各類文體與用途。
[10] 與時俱進的新譯，可以稱作一種對前作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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